师毛父簋歷日考证曁相关事实蠡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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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商后武王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逸周书《作雒解》说是武王建管叔于东(毛注:实为柬,字误。),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逸周书·文政》:“管蔡开宗循王。”孔晁注:“二叔开其宗族,循镐京之政,言从化也。”开宗,通俗点讲就是自立门户。管叔,史籍中亦称关叔。是因封于柬地而得称。柬,栏也,关也。管蔡本是同母兄弟,管叔年长蔡,分氏而为管。

  《作雒解》周公呼亲侄“仲旄父”是以字辈排行称谓,带有浓重的刚刚走上历史舞台的初期印记。从“仲旄父”到“叔旄”,从“叔旄”到“盩伯毛”,从“盩伯毛”到派氏为“毛伯”,从“毛伯”升爵为“毛公”,从“毛公”到再命为太师“毛父”,从“师毛父”兼任“司空毛公”再到成王“顾命六卿之毛公、太师”,直到康王十二年薨时谥号毛懿公,毛叔郑(冉季)次子的称谓变迁是有迹可循的。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五日

助祭的四人里,毛叔郑、卫康叔,这两人是武王同父同母的亲弟弟,召公奭是周武王同父异母的哥哥,三个人跟周武王是血亲关系,只有师尚父不是血缘亲属。但师尚父是伐商首功之臣,亦是周武王之岳父,所以忝为末位。召公奭虽然比毛叔郑、卫康叔年长,但因其是武王庶兄,以宗法只能位列第三。毛叔郑、卫康叔并为武王母弟,但周人重幼子,认为幼子是家国的最后守祧者。故卫康叔虽年长却屈居毛叔郑之后,显然毛叔郑就是文王嫡幼子聃季。

  因为左传富辰有言文之昭十六国,武之穆四国,周公之胤六国,后人演绎出文王太姒有十嫡子的说法,这个说法是没有依据的。文之昭受封者实皆文王孙,非文王子也。又如武族“邘晋应韩”,受封的也是武王孙辈,非武王子辈。之所以造成误解,是因为后人对西周昭穆制度不够了解的缘故。文王为昭,则子为穆,孙为昭。武王为穆,则子为昭,孙为穆。所以富辰所言是概指文王之孙、武王之孙、周公之孙所受封国。

存世铜铭中另有庚嬴鼎、庚嬴卣。哲反复对两器的历日作过推演,最终得出庚嬴鼎作于成王二十二祀,庚嬴卣作于周成王继位次年周正十月既望乙丑(西元前1043年11月01日)。(详见哲所撰“庚赢鼎历日揭示了周成王纪元的一个重大史实”一文)故哲推测,周武王克商后与武庚有过联姻行为,将次女嫁给了武庚,而为成王诵娶了武庚之女,庚嬴或为康王之母。

来源:騰訊空間 作者:毛天哲

  周公旦并不称鲁公,康叔封亦不称卫侯。典籍里确有“卫康叔封”联称者,迨亦不过是后人追述前代事时的史家笔法。应该说杜预乃至唐代以来学者概莫能明白文之昭指的是文王孙,非文王子,所谓“鲁卫毛聃”恐是“鲁卫毛芮”之字衍。鲁指周公长子伯禽封国,卫指康叔封子卫侯封国,毛指冉季次子中旄父封邑,芮指冉季长子芮伯封邑。皆指文王孙辈得封。

北子捋(录)。北,邶也,是武庚封国。子,本商王族氏称,后演化为商族中男人的美称。如微子、箕子、孔子、孟子等,类似周人美称男子为某父。捋(录),为武庚表字也。本铭邶子捋(录)的族徽命名显示了归顺后的商人有向周文化靠拢的趋势。

马融、王肃认为毛氏是文王庶子,而杜预、阎若璩则认为是文王嫡子,这一笔墨官司从汉打到了清,打了几乎千年之久,还是没个定论。北宋欧阳修将毛伯敦中的郑父错认为是典籍里的毛叔郑,事见《集古录》,然明显错矣。而郑樵认为毛氏出自毛叔郑,或又出自毛伯聃或毛伯明。古人对毛氏认知的陌生可见一斑。

  毛天哲早年间即仰慕“甲骨四堂”之学术成就,自号慎堂,窃欲追比先贤也。其毕生浸淫于三代史学研究,在铜铭歷日释读、王年断代、古文字训诂、甲骨金文隶定、周代文化、姓氏研究(尤以毛姓为著)等方面颇有造诣。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多有新得。其考证论定毛公鼎之年代在夷王时期,可纠郭沫若定宣王器之谬。其考证释定毛公鼎器主名为歆或屖,与出土铜铭中懿孝夷時期的宰屖父、伯屖父为同一人,是历宣时的司徒毛公仲山父之祖,亦是宣幽时期太师、卿士毛公皇父之祖。这一结论,古今学者从未涉及,可谓是首发凿空之功。尤其是他考释了古之月相既生霸、既死霸唯在月之初五、廿五日之定点结论,纠谬王氏月相四分之说,可使铜器断代不再误入歧途,大有功于学界。

班簋铭中,叔郑之子毛懿公告诫毛班云:东夷人“唯民亡造才(在)彝,昧天令,故亡。”造,走之告也,通教。廣雅:造、詣也。毛懿公认为是东夷人“无教在彝”,致使子孙不明天命天道,导致了亡国。这也间接表明周之前的商人并没有铭刻长文在彝器的习俗。可见毛氏先祖早就意识到鼎彝铭刻记功记事传训记诫之大功用,以通神灵,以传训子孙。

哲以前就写过《西周“中旄父”考证》一文,文繁不具,不再引用了。这里着重要讨论的是为何冉季(毛叔郑)随次子氏称,而不是次子随父之氏称的问题。其实班簋铭文已经给出答案了,只是学者未能注意到这点。

  在武王入社即位后,群臣毕从。众人瞩目中,我毛氏先祖叔郑公(聃季)捧着代表着上天明命的“明鉴水”第一个登场,后面紧跟着的才是康叔封、召公奭、师尚父。

商人以日干制名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十天干循环往复,重名者是必然的。于是商人补救为在商先公先王前加修饰定语以区分。然日名并不限定于商王室专用,其他臣民也行日名,故商人在鼎彝中往往加刻族徽以别。

周人的派氏分封有个次第的过程,如太姒之子,武王得国为西伯,则无氏,叔旦承继了周氏。叔封、聃季若未成年,则依附周公为宗小子。成年后则自有采邑,各有氏称。如周公旦,成王时长子伯禽就封于鲁,次子君陈承继周氏与大祖同在畿内任职王官。而周公其余六子则依附为周公家族。如召公奭,长子克于成王时封于北燕为偃(燕)侯,次子承继召氏与大祖留在畿内任职王官,其余兄弟组成召氏家族。如毕公高,长子在武王时分封于黎,为楷伯。次子毕仲承继毕氏为作策毕公。毕公高其余儿子未封前皆以毕为氏。

  文武二王式化盩厔,至为重要的是在该地屯兵,故周师亦称盩师。文王时期,周师屯驻在古陈仓一带,由文王弟虢仲虢叔统领,主要防范西犬戎的侵扰。武王谋商前后,周师主要屯驻在盩厔一带,守护周先王宗庙和文王、王季墓地(在毕原)。

金文研究中,何事最难?歷日也。研究历史,须臾离不开时间标尺。时不明则事不清。顾炎武《日知录》云:“自《春秋》以下记载之文,必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此史家之常法也。”但凡带有历日叙事性质之铭文,实与“文以系时”编年体史家记事方式同,“时不二指”乃清晰表述历史事件最起码要求。那些认为铜铭历日“月相”非定点的谬说可休矣,尤其王国维先生的“月相四分说”在学术界荼毒太深,必须扬弃。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元节

  此銘中的师,不是后世的乐师,也不是西周中后期出现的师氏。成王年间的師,乃是太师之谓。如师旦,师尚父,皆是指太师职。早期周王室军队主要是盩师(亦称周师、王师)。成王末期,在盩师的基础上又陆续建立毕师、镐师、豳师、商师、洛师,号称西六师。

老子说,名可名,非恒名。是很有哲理的说法,故而周人摒弃日名而以谥号称先王先公,或以氏名以区分同姓各宗。将武王日名规制为“日丁”,大概是武王克商后归顺了周的商人(如微子启及其家族、武庚家族等商王室后裔)的一厢情愿,以周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的顺序排定来的,遵循的是商先公日名的命名规则。

以周代分封得氏情形看,大祖氏称一般遵循随次子的惯例。文王幼子冉季在武王时被封郑伯,时人称叔郑。因次子中旄父得氏为毛,故而亦称为毛叔郑。这在周初分封派氏上是一个特例,也无非是因毛公伐东夷三年靖东国的莫大功勋使然。哲甚是怀疑中旄父的得氏是由父亲冉季(毛叔郑)亲自隶名的。爯,去手即为冉也,加草即为芮也。冉同冄,说文曰毛冉冉也。冄的金文半分就是金文毛字。

  而毛叔郑后裔毛氏一脉中,最为显赫而又不为人所知的是随王子朝奉周典籍奔楚的毛伯得(毛伯聃,老聃),也即传道德经五千言的老子。老子为孔子师,散王室图籍于民间,传经授教于涂山,开创了中华文明的诸子时代。功勋之大,足以照耀古今。

次之则为句读也。三字经云,“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此人人习诵,然古今句读有误处仍举不胜枚。知名者莫过于误认“受德”为商纣王名,盖源自《逸周书•克殷解》中尹逸所言被后人错误句读故也,至哲,方指误“德迷先成汤之明”应连读,而不是将“殷末孙受,德”连读。句读之误,古今皆有,尤其今人对古文隔膜更深,极易犯下此类错误。

哲每读至此,心情往往不能平复。其实司马迁公只要细究下去就可以推断出,毛叔郑就是文王幼子、武王母弟聃季,舍他无谁。然司马迁公对毛叔郑这么一个显然非常重要的人物,却不加详考,在他的伟大著作《史记》中照抄了《逸周书克殷解》的记载后再无提及,再无提及,更别提写聃季世家或毛叔郑世家了,可乎?可乎?

  班簋铭提到的毛公三年靖东国之战,史学界常常与周公平三监之乱后周公东征之事混淆。成王时期,是有二次伐东夷之战的,事在成王十三年。周公已经早二年前去世。此次伐东夷的王师统帅是冉季次子中旄父。也就是此簋中的师毛父。亦就是竹书纪年中的毛懿公。

庚姬者,乃大有来头。单以文字表征看,此应是武庚妃。武庚乃商纣王之子,初封当在商王畿内之庚(鄘)地。武王克商后,以庚父之丘封弟康叔封以侯殷遗民,而转封武庚于邶。故武庚原本封国在庚,以子为氏称,以庚为族称,武王克商后虽转封于邶,但称谓仍沿袭旧称。类似康叔封转封于卫,微子启转封于宋。

铜器的王年断代。前辈学者归纳了许多断器方法,如器形类归法、书体风格判断法、铭文用字遣词法、歷日干支推溯法、铭文内容解读法等等。哲以为对铜器断代都有裨益,不可或缺。然器形类归法是依据器型或纹饰时代特征来判断的,相邻王年的时代特征并不会因为王年不同而截然有别。甚至周代铜器都有承继参考商代纹饰延用的可能,所以断代结论也应该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器形类归法造成王年判断错误的例子很多,书体判断法亦类之,故哲并不大愿意取用这两种方法。

  在其自身学术涵养下,其考定周武王克商年月日在公元前1050年2月10日的结论,虽与国家级学术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结论大相迥异,但其说不可忽视。尤其是其考证论定周成王去世于公元前1008年5月1日(周成王三十七年周正四月乙丑日),这个结论,历代学者尚无人涉及。另毛天哲还提出了诸如《周书毕命》是成王之诰而非康王世作品的观点,文王嫡幼子冉季载即毛叔郑,也即书顾命中毛公、芮伯、南宫三者之父的论断,以及考辩得出老子就是随王子朝奔楚之毛伯得(老得,老聃,乃一音之转)等等独创新说,可为学界参考。

从纵向来说,商先公的日名是按照继承者的顺序排下来的。而商汤称王之后,商先王的父母子日名也是按顺序排下来的。至武丁时代多妇的情形下,则子日名接母日名之下。如武丁妃妇妌日名为妣戊,大子日名祖巳。武丁妃妇好日名为妣幸,大子日名祖庚(哲注:妇好或无子,以妇妌子祖庚为继子。亦或是妇好生子祖庚时,妇妌还在世。为王后始定日名则反而排在子后。)武丁另一妃日名为妣葵,大子日名祖甲。

杨宽说:“《路史》说毛伯簋是刘敞得于扶风,陈介祺《毛公鼎拓本题记》又谓毛公鼎是清代道光末年出土于岐山,可知毛国当在陕西省扶风和岐山之间,今定在岐山县东南。”

  杨宽说:“《路史》说毛伯簋是刘敞得于扶风,陈介祺《毛公鼎拓本题记》又谓毛公鼎是清代道光末年出土于岐山,可知毛国当在陕西省扶风和岐山之间,今定在岐山县东南。”

乍,作也。辟,制也,开也。许慎《说文》释:法也。此为引申义。文辟就是以文字规制。日丁,日名也。商人用日名的初衷是为尊者讳,原没有后世学者研究出来的那么复杂。后被商人用作先王庙号,也引进祭统。近世王国维考证后认为:“殷之祭先,率以其所名之日祭之,祭名甲者用甲日,祭名乙者用乙日,此卜辞之通例也。”哲以为此乃日名之用,是商人因祭祀先公先王对象日益渐多而俭省的归类统祭,而非日名原始。

《作雒解》周公呼亲侄“仲旄父”是以字辈排行称谓,带有浓重的刚刚走上历史舞台的初期印记。从“仲旄父”到“叔旄”,从“叔旄”到“盩伯毛”,从“盩伯毛”到派氏为“毛伯”,从“毛伯”升爵为“毛公”,从“毛公”到再命为太师“毛父”,从“师毛父”兼任“司空毛公”再到成王“顾命六卿之毛公、太师”,直到康王十二年薨时谥号毛懿公,毛叔郑(冉季)次子的称谓变迁是有迹可循的。

  本来用铭文歷日干支判断王年是更为准确的方法,但因为前辈先哲对铜铭中月相的定义不清,对西周历法的理解错误,尤其受王国维先生的“月相四分说”在学术界荼毒太深,在铜铭歷日释解上走了不少弯路,也极大地影响了铜器断代研究的正确性。夏商周断代工程竟然进一步演绎成“月相二分说”,用以考订三代纪年,导致西周王年断代结论错谬百出,不忍卒读。

铭文中{上商下贝}合文被谢子展女士直接隶读为商,认为“商就是帝辛的儿子武庚,武可能是他谥号,就象商纣王,死后谥号是纣。帝辛给儿子钱,不能算赐,所以用了个司字,司,就是作主,帝辛作主给庚姬贝。姬贝是什么?黄帝起于姬水,是姬姓祖宗,所以姬贝就是黄帝创立的贝币,沿用到商代。”这个说法有些民科了。

关于文王太姒嫡子孙的问题,以前可能受限于文献和出土材料的缺失而争论不休。鲁、卫为周武王母弟自不必说,尚书写的很是明白。近代发现的《班簋》铭刻有皇公“受京宗懿厘,毓文王王姒圣孙”的文字,如此,吾毛氏乃文王、太姒嫡子孙这一铁板钉钉的史实,则昭昭于万世矣。

  哲在2003年左右就提出了书顾命中的芮伯、毛公是冉季(毛叔郑)儿子的推论,《邓簋》在梁带村芮国遗址的出土更是进一步左证了我的观点。盩厔有出土邓孟壶,郑登伯鼎,邓小仲鼎等多件青铜器,可见姬姓邓原生活在盩厔一带,盖是毛懿公(师毛父)之子龚伯的后代,周幽王之乱后随芮伯家族迁徙到陕西韩城。

从横向看,同母所生子,大子承绪母之日名后,弟等则承绪大子日名后。多子多妇后,则商人的日名在后人看起来就显得毫无规律可循,故汉人认为“殷家质,故直以生日名子也。”后世学者则又有庙号说、祭名说、死日说、卜选说、次序说、庙主分类说等等不同论断。哲以为靠谱点的就是次序说,天干本表次序也。

而毛姓得氏之来由,冉季缘何又称毛叔郑,与本文要讨论的师毛父又有莫大的关系。典籍中关于文王嫡幼子的歧名至少有三,一称冉季,亦称聃季,白虎通里称南季载。事实上,文王时,嫡幼子冉季采邑在古陈仓,即周人说的‘我自夏以后稷,魏、骀(邰)、芮、岐、毕,吾西土也。”之一的芮地。以邑为氏,称爯季载。此地为周文王时的祭天之所,粮仓所在(商人称亳,周人称仓)。爯,举也。周历王作胡簋,铭有“爯盩先王宗室”句,成王时期的何尊铭有“复爯武王礼福自天”句,其中的“爯”皆指举办大礼。而冉季为文王嫡幼子,在祭祀周先公先祖时常扮演尸的角色,故取氏为爯,名至实归。

  铜器的王年断代。前辈学者归纳了许多断器方法,如器形类归法、书体风格判断法、铭文用字遣词法、歷日干支推溯法、铭文内容解读法等等。哲以为对铜器断代都有裨益,不可或缺。然器形类归法是依据器型或纹饰时代特征来判断的,相邻王年的时代特征并不会因为王年不同而截然有别。甚至周代铜器都有承继参考商代纹饰延用的可能,所以断代结论也应该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器形类归法造成王年判断错误的例子很多,书体判断法亦类之,故哲并不大愿意取用这两种方法。

从哲多年研究所得看,周人一般是遵循长子分氏于外,次子承继的制度。如管蔡,蔡伯分氏后为关(管)叔,蔡仲承继蔡氏为蔡伯。从管叔“初亦为蔡”看,管蔡与武王周公旦等并非同母。司马迁的《史记·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的说法并不可信。

  从哲多年研究所得看,周人一般是遵循长子分氏于外,次子承继的制度。如管蔡,蔡伯分氏后为关(管)叔,蔡仲承继蔡氏为蔡伯。从管叔“初亦为蔡”看,管蔡与武王周公旦等并非同母。司马迁的《史记·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的说法并不可信。

四祀邲其卣有“王曰:尊文珷帝乙,宜在邵大庭。”帝乙为文王岳父,周原甲骨卜辞表明,文王时就有祭祀帝丁、帝乙的传统。且武王、成王时常见有在成周洛邑殷祭的文献铜铭记载。因季历、文王先后与殷人联姻,文王既是文丁外孙,又为帝乙女婿,他与殷先王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当然可以祭祀殷先王。周人受天命指的是受殷上帝先王之命革纣,就是《召诰》所说的“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这实际上反映了周人革命的特殊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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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一提的是,《邓簋》是2007年出土于陕西省韩城市梁带村遗址,而该遗址学者一致认为就是西周末年迁徙的芮国。铭文曰:“身皇剌侯迺/闭朕毛父用/辛祀,邓乍(作)为/宝,用

清华简《系年》载:“武王陟,商邑兴反,杀三监而立录子耿。”哲以前曾撰文认为,录子耿非纣王子武庚,乃武庚之子也。武庚反叛被杀后,成王又立武庚之大子耿继殷祀,至成王十六年左右,成王“查厥反”,又派召伯平叛之,事见《大保簋》铭。命微子启于宋代殷后,盖为成王二十年定鼎洛邑之后事。武庚之后裔则以王父字录为氏,转封于六,后世称录伯。这种以音转为氏的做法,可参见周文王嫡子聃季之次子中旄父的得氏。

殆逢遭幽王之乱,平王东迁,毛氏族因本封绝灭,食采东土畿内向地(今济源),以至于毛伯卫替王求金被讥,毛伯舆与王叔陈生争政被嘲,毛伯得(老子)佐助王子朝争位被褫夺爵位封地。昔日文武周王懿亲一脉,竟沦为”荜门闺窦”之姓,以至青史淹没于黄土,司马迁公《世家》失记毛父叔郑(冉季载)一族,亦甚可哀也。

  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金石录》中亦有著录,唯其跋尾云:“此铭四十余字,所不识者一字而已(师下一字不可识)。”然博古图录显见已厘定为毛字,《金石录》通篇亦未见有称引该书者,是二人生平皆未曾见此书?抑或是此簋另有一只藏于民间否?

商文字虽说是承袭夏代文字,但其文字显然承袭的是夏代的俗文,而非雅文。以夏代文“莱山铭”观之,商汤灭夏后的三百年间,战乱不曾歇息,商王廷无心或无力文化传承,夏文化应该是有间歇中断的。至于武丁以后,商王廷卜龟求贞盛行,甲刻文字乃渐行。然甲刻文字是民家卜家承袭的文字,与夏代雅文有所差别。幸运的是夏人传下来的造字法不曾泯灭,故商代甲刻文字能自我发展。贞人以形声造字是主流,如铭中{上商下贝}合文,显然是以商为声符,贝为形符,会意为“赏”字。

古代陪嫁的多是侄女或妹妹。据说当年的尧,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大女儿娥皇是舜的正妻,而二女儿女英则是媵。《诗经》有《鹊巢》篇,为召南第一篇。明·何楷《诗经世本古义》说:“鹊巢,亦太姒之德也。太姒来嫁于周,与媵俱来,诗人美之。”

  故哲在该表的七月、八月见检索,又得BC1014年7月1日为朔日甲午。为夏正丁卯年丙午月甲午日。后五日正是戊戌日,因周正夏正之间差15日一个节气,则该日恰在周正六月(巳)内,所以BC1014年7月5日正是该铭历日所在。

这个延字谢子展女士释读的很是正确,哲从之。旧说中,有学者将“延丝”释读为“徙兹”,这不对。甲骨金文中,“丝兹”二字虽属同源,但写法略有区别。《説文解字》:“絲,蠶所吐也。从二糸。”许慎释兹:艸木多益。此说显然不对。古有弇兹氏搓丝为绳,结丝成缕,寻丝头是常有之事,故造“丝”字上或下面有线头为“兹”字,引申义为此。本铭显然是丝字。孚字,谢子展女士释读为寽,认为是古代重量单位。哲以为不妥,铭文从爪从子。爪者,象人覆手之形。覆手也。子者,象小兒。謂覆手提起小兒也,会意。故孚者,提也。延,长也。此言庚姬受赐廿十提长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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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天哲从事三代史学研究数十载,是最早提出周正是以冬至日为年首、月首的学者,认为所谓三正并不以朔月为首,而是以平气而分。这有助于正确厘清三代歷法真实,有助于文献、铜铭的古歷研究。尤其他提出的古之月相既生霸、既死霸唯在月之初五、廿五日之定点结论,可纠王国维月相四分之误,又补刘歆、俞樾以来学者月相定点论之缺,学术价值可比肩前贤。

商人不分姓氏,实际是氏宗制度,周人区分姓氏,实际是分氏制度。在周人眼中,商人的分氏,只是分宗。而周人分封派氏,是氏宗一并分。“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迁也。”商人的子氏多宗联盟是个单一氏称的政治联盟,而周人用分氏不分姓的制度作为姬姓族扩张的手段。相较之下,周人的分封制度更优秀。

哲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文王太姒嫡子,除武王外,唯周公旦、康叔封、冉季载(毛叔郑)三人而已。周人是以母出不同而分家室,辨嫡庶。故而周武王灭商平天下,同为武王母弟的叔旦、叔封、聃季(叔郑)的地位要高于一般文王庶子。故叔旦承继周氏,为周室大宗伯,又为太宰。成王时周公又举康叔为司寇,聃季(叔郑)为司空,“五叔无官,岂尚年哉。”实亲疏不同而已。

  成王时期,因为有周公长达七年的摄政,导致纪年确实复杂。在哲以往的研究中已经得出,成王期间有成王继位一年,周公摄政始于成王继位次年的结论。也有成王亲政作为成王元年的史家记录(如《毕命》歷日就是以成王亲政纪元),而庚嬴鼎铭文歷日的研究揭示了周人还曾以成王始庙(周公摄政四年)作为成王元年的史实。而这些都与现有的成王间的记载高度的合榫合锲。彝铭作为第一手资料,其可信度不容怀疑。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成王器中几乎没王某年的记载,说明当时的周人自己也不好把握该年该如何称谓。

自王国维和郭沫若二位巨擘提出上述定论,于后学者大体在二先生论断圈圈内打转。于省吾先生也认为“析子孙”是作为氏族子于床上,不外乎抚育幼稚之义是显而易见。此前丁山、郭沫若先生曾释此图形文字为“冀”。白川静先生说:“余意此即与子相同。”秦建明、张懋镕先生释“析子孙”为“子”,认为是商代子姓族徽。周永珍先生收集有“子孙”铭记的商周青铜器200余件,提出“析子孙”是一种吉祥语,即“子孙宝”的符号形式。也有学者认定是个“举”字。

全铭四十六字(重文2),可谓是无一字不可释,这在古器铭中是非常难得的。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对此簋文字和器主族属背景等作专门研究的文章几乎没有。多见铜器断代中有所引用该器。陈梦家先生认为是龚王时期,唐兰以为是周夷王时期,郭沫若先生以为是在周穆王时期。以上诸说哲并不认同,此簋乃成王器也。

  要说毛氏的真正得姓先祖,其实是《逸周书?作雒解》周公“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毛注:东是柬的字误)”的中旄父。哲以为“中旄父”乃毛叔郑次子,也即典籍所载文王幼子冉季载的次子。是叔旄方彝中的“叔旄”,盩伯毛鬲中的“盩伯毛”,师毛父簋中的“师毛父”,“旅鼎、毛公旅方鼎”中的毛公、旅,《尚书.顾命》中成王托孤六卿之毛公,《竹书纪年》中的毛懿公。

司,祀也。帝司,盖指周武王大祀。今文《武成》、古文《武成》、《逸周书世俘》皆言武王克商后的四月归于丰,在周庙中举办过大祀礼。据哲考证正是在西元前1050年周正四月丁未日,距本铭历日恰一周年矣。以商周时人观念看,此为周武王登大位后二祀矣,如必其二祀鼎所记。以后世史学家的观点看,则是周武王克商后元年事。故西周时“年、祀”纪年的概念稍有差别。《今本竹书纪年》是以周文王去世后次年为周武王元年,则直称武王在位十七年。而《逸周书》明堂篇则有武王在位六年的说法,盖以武王克商年始算。

周文王嫡幼子冉季是个非常聪颖的人,深受文王太姒之宠爱。周武王在灭商二年后病重时,曾找过母弟周公旦谈话,说他“最近想到我们的家族成员中,唯有汝(叔旦)和幼子(聃季载),大有智慧。”认为王位传递兄弟相继是最好的选择。告诉周公“汝、幼子庚厥心,庶乃来班朕大环。”事见逸周书《度邑》篇。

  周公旦、康叔封为武王母弟,典籍里是明确有载的。如尚书康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不管这个王若曰是周武王还是周公旦,结论是一样的,就是康叔封确定无疑是武王母弟。而周公旦为武王母弟,前面所述《度邑》篇亦以表明,更是是古今学者的共识。出土铜铭中有周师旦鼎,铭曰:“隹(唯)元年八月,丁亥,师旦受命。乍(作)周王、大姒宝尊彝,敢拜稽首,用蕲眉寿无疆,子子孙孙其万亿年,永宝用享。(见《周师旦鼎》拓本)”此为周公为成王、太姒作宝鼎,事在周成王元年周正八月初一日(BC1044年7月31日)。亦间接表明了周公旦为太姒之子。

庄白一号窖藏出土有三个尊,其中二尊和二卣文字相同,文物考古专家命名为商尊商卣,哲以为非是。以彝从器主的原则,哲认为应该命名为庚姬尊、庚姬卣才对。不过为了行文方便,哲还是从旧以商尊商卣为说。哲将彝铭句读释文如下:

有学者认为竹书纪年中的毛懿公是毛叔郑,这个是不对的。大概是受了司马迁的影响,以为冉季(毛叔郑)在武王灭商时尚小。史实上,武王十二年灭商,在位5年而薨。成王在位37年。文王去世距康王十二年有66年之久。而冉季(毛叔郑)不可能是文王去世前才生。周公平三监之乱时,命中旄父宅于柬,已然证明冉季(毛叔郑)次子已成年。则冉季(毛叔郑)在文王去世时亦已经成年。以师毛父簋铭看,冉季(毛叔郑)在成王31年前已经去世。不然三公之太师一职不可能会让师毛父受领。

  (享)于其皇/文且(祖)考,其万/年永宝/子子孙孙用。”铭文首句比较难懂,哲用白话解释下:这句话意思是名叫“身”的皇烈侯和我祖“毛父”共同在辛日用祀。迺,乃也。闭,阖也。虽然“身”为何人尚不可考,但器主邓称其祖为“毛父”是无疑的,而“毛父”是成王时期的毛公专称。可推邓是师毛父子孙中的某个,派氏为邓。

谢子展女士认为“帝是指帝辛,也就是商纣王。”此说非也。此帝乃周武王也,盖商人当时习称时王为帝,故以铭称。出土铜铭应公鼎铭:“应公作尊彝,醰{簟鼎}珷帝日丁,子子孙孙永宝。”应公作为武王之穆,称祖先神武王为珷帝,且揭示了武王日名为日丁这一史实,表明周人(至少是周初)也有称先王为帝,且亦有用日名的习俗。间接可佐证本铭之帝为周武王无疑,“日丁”盖指武王日名耳。

文王幼子冉季既任过司徒,亦任过司空。在书顾命中,司徒职为芮伯受领,司空一职为毛公受领,故推芮伯毛公皆为冉季之子也。在《康王之诰》中,“太保暨芮伯咸进,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此处芮伯以司徒之职能与太保共同向康王宣成王遗命,却没三公之一的毛公什么事,盖因芮伯是毛公之兄也。

  因管蔡启殷畔乱,周公平三监之乱后更是注重了嫡庶之辨。周公成王时期的大分封不光是为了藩篱周屏,亦出于有让五叔远离周王室权利中心的意思在内。至于召公、毕公留相王室,哲以为召毕二公虽非是太姒嫡出,盖亦或是太姒同嫁之媵妻所生。

谢子展女士认为“商就是商庚,这个商和前面的商写法不一样,书法讲究同一篇文章如遇相同字,则用二种不同写法以避免重复,这里是不是还有其它用意不清楚。”此说更是信口开河了。铭文{上商下口}显然又是个合文。同时期周代金文中常见“成周”,其中周的写法与此类似,亦是{上周下口}之合文。口,围也,邑也。此盖为成周邑、商邑之类的指称。

考稽古文献和出土金文,知文王嫡幼子冉季载即毛叔郑也。冉季载(亦称聃季、毛叔郑)因是周室大宗,有嗣祖守奠之责,故子嗣皆没外封东土,终西周二百八十一年间,均食采西土畿内,供职王室。自毛叔郑(冉季载)以下,司徒、司空、大正、周六师统帅等王官卿士要职皆由毛氏子嗣交替任职。至于厉、宣、幽,更为太宰、太师、尚书,王权专命,政由己出。可谓”肃肃王命,毛氏将之。邦国若否,毛氏明之。”概因毛氏一族是文武懿亲,世代忠良保乂王家故也。

  而明人王夫之《尚书稗疏》说:“春秋犹有毛伯而随周东迁,非其旧地。安定有毛氏,则其国当在周京之西北也。”清人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以为在今河南宜阳县境,未详所据。

北(邶)子捋(录)

由以上综合分析可以得知,文王嫡幼子冉季,也称毛叔郑。早先居盩厔(南郑)守护盩先公先祖庙。周人泛称为南宫家族。武王灭商后,冉季长子南宫伯达封于千阳,得氏为芮,称芮伯。成王时期。冉季和次子中旄父随周公平三监之乱及东征有功,周公命中旄父宅于柬(管地),代管叔。因冉季和武王上嵩山祭天时被封为郑伯,故管地后亦称郑地。因冉季乃文王太姒嫡幼子,太姒不忍心让幼子奔波于东土危险之地。故召回冉季父子回故地盩厔南宫,冉季次子中旄父则食邑盩厔,为盩师统领,在盩厔练兵,称盩伯毛。成王十三年东夷又叛,成王命盩伯毛为毛伯(避盩师之重名,以字为氏),更虢郑公服。率王师征伐东夷,三年靖东国。成王三十一年,再命毛公为太师职,为三公之一。冉季幼子则承继南宫氏。

  毛家小子天哲于浙江金华

以先秦女性以夫家国名加娘家姓命名方式看,哲以为庚姬或为周武王之次女。世人周知,武王长女大姬嫁于陈胡公。以武王五十四岁去世,嫡长子成王方十三岁推断,姬诵前有两个及笄的姐姐可能性还是蛮大的。又本铭后有“作文辟日丁宝尊彝”,显然此铭是武庚为武王之女庚姬特制尊卣,表达了愿意臣服于周的忠心。存世同名器中有庚姬鬲,铭文:“庚姬乍弔(叔)娊尊鬲。其永寶用。”可推庚姬排行为仲,次其者尚有妹子叔娊。

《金石录》将该器隶名为井伯敦,以器名从人的铜器命名原则来说,是稍有欠缺的,这也侧面反映了宋人对于毛氏姓氏研究的欠缺。然李清照赵明诚夫妇反对宋人无事不征、无字不释的学术流弊,提倡这种阙疑待问的治学精神还是值得赞赏和肯定的。

  毛叔郑,典籍中仅见于《史记周本纪》、《逸周书克殷解》,记载基本一致,皆说在武王克商后举办的受天命革殷大典上,“毛叔郑奉明水。”大典仪式有个献祭上帝环节,有四人配合武王献祭,一是“毛叔郑奉明水”,毛叔郑捧着清水。“卫康叔傅布兹”,布兹就是草席,卫康叔拿着草席。“召公奭赞采”,赞采就是古代祭祀时臣子帮助君主拿着币帛等祭物。“师尚父牵牲”,师尚父姜太公牵着一头牛。

谨以此文献祭文武周王、太祖泽东及历代毛氏族先祖

【铭文】隹(唯)六月既生霸戊戌,旦,王各(格)于大(太)室,师毛父即立(位),丼白右(伯佑),内史册命,易(锡)赤巿(韨),对(扬)王休,用乍(作)宝(簋),(其)万年子子孙(其)永宝用。

  郭沫若先生在研究班簋后曾指出:“上第一命称毛伯,此第二命称毛公,因毛伯代替了虢城公的职位,升了级。”这个分析可以说是精辟的,毛本为畿内国,为伯爵,毛伯代替虢城公职位后始晋升为公爵。然哲以为,郭沫若先生未能将班簋与尚书顾命篇联系起来考证是一件遗憾之事。书顾命六卿三公中,召公奭、毕功高皆为文王子,唯有毛公以文王孙跻身于三公之一。这说明在毛公三年伐东夷功成后到成王托孤之前一定有成王升毛为三公之命。非常幸运的是,哲找到了,就是此师毛父簋铭。

商周文化是互为影响的,先周时代,周人盖无表字的说法,如周大王之子太伯、仲虞,是以名加排行为称。即如武王,后人也视“仲发”为其字称。又如“仲旄父”为聃季次子,因功派氏为毛,盖也是以名变氏称之例。

故哲在该表的七月、八月见检索,又得BC1014年7月1日为朔日甲午。为夏正丁卯年丙午月甲午日。后五日正是戊戌日,因周正夏正之间差15日一个节气,则该日恰在周正六月(巳)内,所以BC1014年7月5日正是该铭历日所在。

  再来看《尚书顾命》中的一段话:太保奭“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齐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贲百人逆子钊于南门之外。”这段话千百年来人们大多断读为“仲桓、南宫毛、吕侯”三人,其实这段话里是四位人物,即“仲桓、南宫、毛俾及齐侯吕伋”。其中的“毛俾”哲以为就是班簋铭中的毛班之父毛爽(燛),也即毛懿公(冉季次子中旄父、此簋铭的师毛父,书顾命篇的毛公)之子。此处南宫即冉季(毛叔郑)幼子,可见成王顾命托孤主要是依靠武王嫡母弟康叔家族、聃季(毛叔郑)家族以及召氏家族、齐太公家族、毕公家族等,尤以冉季(毛叔郑)家族为重。

商周文化虽一直互为影响,然遽变却在鼎革之际显然。刘勰《文心雕龙》铭箴篇说“武王《户》、《席》,题必诫之训。”此乃武王克商前自勉之诫。克商后,在柬(管)地即付与右史利金,有利簋铭存世。嵩山祭天后,则有天亡簋(毛公聃季簋)记功。周武王元年则有周公“师旦鼎”长铭记事。可见周人尚文之用移植鼎铭是水到渠成之事,以长铭文刻鼎彝以通神灵盖自武王始,而武王母弟周公、聃季(毛叔郑)等皆能深味其旨。聃季(毛叔郑)为司空后,更是将此作为周人的先进制度而发扬。

郭沫若先生在研究班簋后曾指出:“上第一命称毛伯,此第二命称毛公,因毛伯代替了虢城公的职位,升了级。”这个分析可以说是精辟的,毛本为畿内国,为伯爵,毛伯代替虢城公职位后始晋升为公爵。然哲以为,郭沫若先生未能将班簋与尚书顾命篇联系起来考证是一件遗憾之事。书顾命六卿三公中,召公奭、毕功高皆为文王子,唯有毛公以文王孙跻身于三公之一。这说明在毛公三年伐东夷功成后到成王托孤之前一定有成王升毛为三公之命。非常幸运的是,哲找到了,就是此师毛父簋铭。

  西周王年所称月份实际是冬至日起算的,不是冬至日所在阴历月之朔日起算的。西周时期历法是阴阳合历,周之王年就是太阳历,以太阳回归年为一年终始。月分起始当是以冬至为月分起始点,类似夏正是以立春日为月分起始。如现行的农历(夏历)是以立春日起算为寅月,前一日皆归于丑月。周人以冬至日为年之始,则以冬至日始方操作数月也是符合逻辑的。冬至日之前一日实归于亥月。以子丑寅卯等序数名月,即周王年之一二三四诸月。百代皆用夏术,“夏数得天,百王所同。”天皇伏羲氏有垂训:“厉起甲寅。”夏商周历法皆同,只是年之始日不同,故造成月建的不同。周正建子应该没异议的,西周铜铭历日皆用周正。以张培瑜先生《朔望史历表》为例,他是以太阴月之朔日划分月份的,以该表用来推溯比对文献和铜铭历日就会有所偏差,一般差一个月。

哲以为,谢子展女士的释读方向是对的。只是她认为此族徽表象为采果子,进而推定表字为录的说法尚存不足。哲以为,此族徽是“邶子捋(录)”的合文。末一字象形为大人高举双手,哲以为是捋字。许慎《说文》释录为“刻木彔彔也”,挺难理解的。哲以为,捋果为录。选树上成熟果子摘取,则录有选意。说文:“庚位西方,象秋实万物庚庚有实也。”故武庚取捋(录)为表字。

杜预注五叔,管叔鲜、蔡叔度、成叔武、霍叔处、毛叔聃也。显然杜以僖二十四年传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国中前八国之序,以为毛聃各有一国,则毛亦为武王母弟。此分析逻辑是不错的,结论却是不对的。书顾命篇毛公为司徒兼任三公之一,何可谓毛无官乎?而况左传中祝佗既然拿曹叔说事,则曹必为五叔之一,五叔自是指管蔡成霍曹,至于此五叔是不是武王母弟那得另说。

  从“管蔡开宗循王”看,武王克商后,文王时期的以母别封地立氏的制度逐渐演化为兄弟间各自封地有氏的制度。也就是说伯仲叔季各为宗子,各有氏称。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大祖随那个氏称?以文王子辈来看,这个尚不成问题。以文王孙辈来看这个就成大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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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来说,铭文用字遣词法倒会带有时代特征。文变染乎世情,一代自有一代文风。哲以往将其比作文字DNA,对铜器王年判断有较高的辅佐作用。如有学者将西周早期铭文中拜谢用语“赏”、“对扬王休”等金文作了一番统计归纳,认为“对扬王休”的有无可以作为西周早期铜器的一个断代的标准。在与赏赐有关的铭文中,有“对扬王休”的应在成王末年以后,无“对扬王休”的则在成王世。研读过后,哲认为该学者思路是对的,但结论或许需要稍修正。哲认为无“对扬王休”的多在武王及成王灭定东夷之乱前,有“对扬王休”盖自成王定鼎洛邑后即肇用。

  正如汉儒所说,太保、毕、毛称公,则三公矣。六卿次第,冢宰第一,召公领之。司徒第二,芮伯为之。宗伯第三,彤伯为之。司马第四,毕公领之。司寇第五,卫侯为之。司空第六,毛公领之。汉儒以毕公为太师,从师毛父簋看,则毛公为太师矣。因《周官》篇三公之次太师、太傅、太保,太保最在下。汉儒又曲解成“此篇以召公为先者,三公命数尊卑同也,王就其中委任贤者,任之重者则在前耳。”实际是毛公是文王孙辈,太保奭、毕公高皆文王子辈。周人重尊尊亲亲,故毛公虽以太师之重,王族之亲居三公末位。

帝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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