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Ali故如甲木墓地及穹窿银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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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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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象雄核心区域所在的西藏高原西部的阿里地区,曾经是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区的古代文明中心之一。然而,曾经繁盛的象雄王国和文明都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中,文献记载的不足以及考古发现的不充分制约了对象雄文明的研究工作,象雄因此长期蒙着神秘的面纱。

   
2012年6月-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联合对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士乡卡尔东城址(传说中的象雄都城“穹窿银城”)及故如甲木墓地进行了测绘和试掘。发掘表明故如甲木墓地是一处分布相当密集的象雄时期古墓群(相当于中原汉晋时期),并与象雄都城“穹窿银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今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在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士乡故如甲木墓地和卡尔东城进行了测绘和试掘。此次考古发掘出的古墓及出土青铜器皿、微型黄金面具等文物为破解象雄文明之谜带来了新的希望。专家认为,曾经灿烂的象雄文明仅仅被揭开了一角,仍需进一步探索。

 

墓葬中出土微型黄金面具,与扎达和北印度地区发现的黄金面具同属一个文化系统

    象雄文明对吐蕃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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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雄,在唐代史书中作“羊同”或“扬同”,“象雄”与其藏语发音相近。象雄所在的今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区,曾是古代文明的十字路口。一般认为穹窿银城(即卡尔东城)是古象雄王国的首都;象雄分为上象雄、中象雄和下象雄三个部分;象雄王国存在的大体时间为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7世纪,曾先后为18位国王所统治。象雄的苯教和象雄文等都对吐蕃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但由于材料所限,对象雄文明的认识至今仍存在较多空白。

   
墓葬中出土微型黄金面具,与札达和北印度地区发现的黄金面具同属一个文化系统(仝涛摄)

   
2012年6月-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联合对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士乡卡尔东城址(传说中的象雄都城“穹窿银城”)及故如甲木墓地进行了测绘和试掘。发掘表明故如甲木墓地是一处分布相当密集的象雄时期古墓群(相当于中原汉晋时期),并与象雄都城“穹窿银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象雄在地理上东临吐蕃,西接中亚,北通丝绸之路,南抵尼泊尔和印度,其文化是在吸纳西亚、中亚等地的文化之后丰富起来的。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霍巍认为,象雄文明对于后来吐蕃文化以至藏族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不容低估,必须动态地看待象雄和苯教文化。象雄和苯教文化并非一开始便具有很高水平,而是通过长期发展,尤其是通过和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大量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因素之后,才得以进入文明时期。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西藏西部地区为统治中心的象雄王国,正是借其便利的地理和交通条件,与外界沟通,才成为西藏高原早期的文明中心。

   
   
考古队清理了本教寺院故如甲木寺门前先前发现的一座古墓葬,发掘出大件青铜器皿、微型黄金面具、中原式铁剑及大量殉葬动物骨骼等,与数年前故如甲木寺僧人所清理出的器物风格一致,显示出与邻近的札达地区、南疆地区、印度北部地区乃至中原地区存在着广泛的文化联系。墓葬皆为竖穴石室墓,有的用原木封顶,可能与青藏高原吐蕃时期该类墓葬形制存在一定的承继关系。

   
考古队清理了苯教寺院故如甲木寺门前先前发现的一座古墓葬,发掘出大件青铜器皿、微型黄金面具、中原式铁剑及大量殉葬动物骨骼等,与数年前故如甲木寺僧人所清理出的器物风格一致,显示出与邻近的札达地区、南疆地区、印度北部地区乃至中原地区存在着广泛的文化联系。墓葬皆为竖穴石室墓,有的用原木封顶,可能与青藏高原吐蕃时期该类墓葬形制存在一定的承继关系。

   
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院长才让太告诉记者,他试图证明冈底斯山周边地区是古代喜马拉雅文化中心之一。有观点认为,西藏文化全部来自印度,此外并无其他古代文明。实际上,该观点并不准确。佛教的传入对藏族文明、文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极大地丰富了藏族文化。但是,藏族文化的最初源头不是佛教,而是苯教。今天,苯教对藏人仍有很大影响,一部分是苯教的寺院、文献等产生的直接影响;更重要的是间接影响,即曾经佛教化的苯教内容对藏人产生的影响。公元7世纪佛教传入之前,整个青藏高原均为苯教的天下。越来越多的苯教文献证明,冈底斯山周边文化曾是喜马拉雅山区文化中心之一。以冈底斯山为代表的古代苯教文化向四周辐射,向南甚至传播到印度。佛教诞生前,印度婆罗门教主干教派的起源与冈底斯山有关,他们的许多观念、看法的起源都与吐蕃有关,这些观念、看法传入婆罗门教后,婆罗门教对印度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此基础上诞生了佛教。可见,诸多观念从冈底斯山发源,进入印度婆罗门教,渗透到印度社会,再被佛教吸收,传到中国。这体现了文化回归,也是藏族人对佛教的接受和理解能够如此深刻的原因之一。

  
   
考古队围绕该墓葬对周边地区进行了详细的探查和发掘,在长约20米的探沟范围内,又相继发现了三座较大的墓葬。这些墓葬均为竖穴石室形制,深达5-6米,规模较大,是阿里地区埋葬最深、分布最为集中的墓群,在整个西藏地区也极为罕见。修建墓葬所挖土方量及墓室石材的采集、加工和搬运,需要不少人力、物力才能得以完成,暗示该地区很有可能接近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地带。每个墓葬内都出土大量的马、牛、羊骨骼,反映出在本教的起源地及中心地杀牲祭祀和动物殉葬习俗的盛行。

   
考古队围绕该墓葬对周边地区进行了详细的探查和发掘,在长约20米的探沟范围内,又相继发现了三座较大的墓葬。这些墓葬均为竖穴石室形制,深达5-6米,规模较大,是阿里地区埋葬最深、分布最为集中的墓群,在整个西藏地区也极为罕见。修建墓葬所挖土方量及墓室石材的采集、加工和搬运,需要不少人力、物力才能得以完成,暗示该地区很有可能接近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地带。每个墓葬内都出土大量的马、牛、羊骨骼,反映出在苯教的起源地及中心地杀牲祭祀和动物殉葬习俗的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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