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先圣与“一个国家三种社会制度”的构想和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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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陈云1983年12月25日与一位香港商人关于台湾问题的谈话,被整理成《从国家民族的大局出发实现祖国统一》发表。在这次谈话前,
1979年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 1981年叶剑英提出的“叶九条”和
1983年邓小平同杨力宇的谈话,比较系统地对党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做好对台工作、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大政方针进行了说明,陈云这次谈话正是在这些基础上进行的。这次谈话的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坚持一个中国立场;坚持“一国两制”方针;警惕和防范世界上某些国家对中国统一的阻挠和破坏。这则史料集中反映了陈云解决台湾问题、在实现祖国和平统一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观点。

国民党退台后何应钦曾闭门反省,远离权力中心。此际,蒋经国把“光复大陆”的重任交与他,他的确有受宠若惊之感,抱病撰写“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歌”的歌词。

2019年2月19日是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一国两制”构想提出者邓小平同志逝世22周年纪念日。同时,今年又恰逢澳门回归20周年。“一国两制”从科学构想变为生动现实,所取得的成功实践正是对这位老人最好的祭奠。

《从国家民族的大局出发实现祖国统一》是陈云1983年12月25日与一位香港商人的谈话节录,是陈云关于祖国统一问题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献,集中反映了他在祖国统一和解决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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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是邓小平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和平解放台湾设想的基础上,依据改革开放新时期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加以发展和完善,赋予新的内容,并进行理论化的抽象后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创造性构想。

陈云谈话的历史背景

蒋经国在反共问题上与其父一样顽固不化。这一立场使得台湾海峡两岸始终不能进行政治谈判,统一大业不能完成。尽管蒋经国晚年宣称要向历史交代,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但由于他的反共立场没有改变,这种做法受到了种种限制。加之身体原因,使完全有可能在蒋经国时代得以完成的两岸政治谈判,结果没能实现。

科学构想的初步萌芽

新中国成立后,台湾虽与大陆分离,但这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自此,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始终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
1978年12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告台湾同胞书》,并于
1979年元旦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阐明了对台工作和祖国统一的大政方针、基本立场和态度,指出台湾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一个中国人,不论是生活在台湾的还是生活在大陆上的,都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繁荣负有不容推诿的责任。统一祖国这样一个关系全民族前途的重大任务,谁也不能回避,谁也不应回避。”“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告台湾同胞书》还强调:“我们寄希望于一千七百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台湾当局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立场,合作的基础。我们一贯主张爱国一家。统一祖国,人人有责。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对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作出宝贵的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人民日报》1979年
1月
1日。)《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标志着实现两岸统一的大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更加紧迫地提到了具体日程上来。

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

1978年下半年,中美两国关于建交问题的谈判尚在进行之中,其中涉及台湾的问题,可以说是双方谈判的关键之一。而邓小平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亲自参与谈判,有力地促进了“一国两制”构想主要思想的形成和产生。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提出了关于大陆和台湾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史称“叶九条”。这九条方针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是。(参见《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563—564页。)“叶九条”回应并阐述了两岸同胞共同关注的一系列问题,体现了我们党实现祖国统一的态度和诚意。

海峡两岸关系的真正松动,是从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的改变开始的。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消除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国际障碍。全国人大常委会于当日及时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提议举行国共两党谈判,来结束台湾海峡两岸的对峙状态。同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座谈会上发表谈话称:《告台湾同胞书》已把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国防部长徐向前也于当日命令福建前线部队,从今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至此,台湾海峡两岸结束了隔海炮战的局面。1月30日,邓小平在中美友好协会和全美华人协会招待会上表示:统一中国,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夙愿。但是,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

那段时间,邓小平在很多次谈话中都表达了解决台湾问题要尊重台湾现实的思想。10月邓小平会见日本文艺家江藤淳,11月会见缅甸总统吴奈温和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都表达了这个意思。在谈话中,邓小平指出,如果实现祖国统一,我们在台湾的政策将根据台湾的现实来处理。比如说,美国在台湾有大量的投资,日本在那里也有大量的投资,这就是现实,我们正视这个现实。他还提到,统一后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也可以不动。这些谈话,虽然没有明确“一国两制”的提法,但已经把他的意思表达得较为清晰,并透露出中国政府将从实际出发,尊重台湾现实和保护外国人投资的最初思考,这也是邓小平涉及“一国两制”构想的较早谈话。

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也为海外中华儿女所期盼。时任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的杨力宇,于
1983年 3月在美国旧金山举办了“中国统一之展望”讨论会。1983年 6月
26日,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杨力宇来到北京,邓小平会见了他,并同他进行了谈话。
1983年 7月
30日《人民日报》以《邓小平谈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设想》为题,对邓小平同杨力宇的谈话内容作了报道。邓小平指出,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实现统一,就要有个适当方式,所以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民族统一,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谈话,代表中国政府提出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行和平统一的9条方针。主要内容是:我们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国家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在接见海外朋友时,第一次把中共中央关于和平统一祖国的构想概括为一国两制。

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表会议公报,指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面前。欢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统一和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叶九条”和邓小平同杨力宇的谈话,系统地对党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做好对台工作、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大政方针进行了说明。因此,陈云在《从国家民族的大局出发实现祖国统一》一开始就说:“关于祖国统一、两党谈判,我们方面的意见,过去叶剑英同志提的九条,最近邓小平同志同杨力宇教授的谈话,都已经说清楚了。”这表明,陈云谈话正是在上述背景和基础之上进行阐述的。

蒋经国提三不政策

1979年1月1日,在中美建交的同一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告了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呼吁两岸就结束军事对峙状态进行商谈。表示在实现国家统一时,一定“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

陈云谈话的对象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提出之后,立即在台、港、澳地区和海外华侨中引起强烈反响。但是,作为台湾当局最高决策者的蒋经国,对上述问题的回应却令海外有识之士大失所望。

随后,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时代出版公司总编辑多诺万时谈到了中国政府的对台政策构想。他说:“我们尊重台湾的现实,台湾当局作为一个地方政府拥有它自己的权力,就是它可以有自己一定的军队,同外国的贸易、商业关系可以继续,民间交往可以继续,现行的政策、现在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变,但必须是在一个中国的条件下。这个问题可以长期来解决。中国的主体,也就是大陆,也会发生变化,也会发展。总的要求就是一条,一个中国,不是两个中国,爱国一家。”

中央文献研究室
2000年编辑出版的《陈云年谱》记载,陈云发表这次谈话是“接见一位香港商人”。至于这位商人是谁,并未作出进一步说明。2005年,为纪念陈云诞辰
100周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陈云传》,披露了这次谈话的一些工作细节和情景。

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刚刚发表之际,立即遭到蒋经国的强烈反弹。当日,一名台湾当局发言人根据蒋经国的旨意发表谈话称: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会同中国共产党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1月2日,蒋经国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称:在任何情况下,中华民国决不会与中共政权谈判,也不会与共产主义妥协。1月3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指出:共党最近处心积虑地对我发动统战,诸如提出‘祖国统一’的口号,广播暂停炮战,都是恶毒的故作姿态我们决不能信,也不能上当。时隔一周,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社论,题目就是《我们为何不与中共谈判?》,提出绝不与共产党谈判或妥协,不与它有任何接触。

这些重要谈话,可以说是“一国两制”构想的初步萌芽。

这位香港商人与中国国民党高层有着密切联系。据《陈云传》记载,当时,陈云还请他向在台湾的国民党老朋友捎话说:人老了容易怀旧。他们都是从大陆出去的,出去
30多年,总会想念大陆,想念家乡,想念亲人,这也是人之常情。我们诚心诚意地欢迎他们回来看看,来时愿意和我们谈谈就谈谈,不愿意也可以;来一次可以,常来常往也可以,总之,随他们方便,我们这方面没有问题。(参见《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年版,第1680页。)当陈云谈到“用一个国名、一个首都来‘统’”时说:“首都设在台北总不好!”(《陈云传》,第
1681页。)这些内容没有收入《从国家民族的大局出发实现祖国统一》,但对于还原谈话场景很有意义。

1979年12月10日,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在台北召开。针对《告台湾同胞书》,蒋经国在致词中宣称中共的和谈是统战的阴谋。蒋经国的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的三不政策,至此最终形成。此一政策,在很长时间内一直作为台湾当局处理两岸关系的基本立场。时至今日,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还有这一政策的阴影。

框架内容的具体化系统化

2015年是陈云诞辰
110周年,中央文献研究室修订再版了《陈云年谱》,其补充记述:“由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安排,在住所接见一位受陈立夫、陶希圣之托前来看望的香港商人。”原来,这位香港商人是陈立夫、陶希圣的请托人。陈云发表这次谈话时,朱佳木任其秘书。他在
2016年 5月
8日第十届陈云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评审会上作了一段口述,笔者作了记录。朱佳木回忆说:陈云指出,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不行,这怎么能行呢!关于“统一”事项,起初谈话草稿中有“统一国名、统一国籍、统一首都”等内容,如后来《从国家民族的大局出发实现祖国统一》所说的,陈云保留了统一国名、首都。当时,陈云还让给客人准备了礼品,包括西湖龙井茶叶、湖州毛笔、评弹录音等。这位香港客人化名“蚁民”,不知其真实姓名,年龄看上去大概
40多岁。谈话之后,双方就没有再联系和接触。

成立固国小组反统战

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应美国总统卡特的邀请,到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第一次访美。74岁高龄的邓小平参加了几十场活动,美国多家媒体将邓小平访美形容为“刮起了邓旋风”。

陈云发表这次谈话时,已经
78岁高龄,迫切希望祖国统一能够早日实现。这是当时以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共同心愿。

蒋经国在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了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主张。与此同时,蒋经国针对反共需要,成立了反统战小组临时编组固国小组,由国家安全局、国防部、外交部、警备总部、行政院新闻局、中国国民党文化工作会各机构抽调20人组成。

29日上午,美国白宫南草坪上首次并排升起五星红旗和星条旗,美国总统卡特为邓小平举行了欢迎仪式。这是一个极不平凡的历史时刻。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回忆:“当时的气氛就像充了电一样,我不记得白宫以前曾经有过如此令人激动的场面。”他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邓小平当年访美的第一场活动就是到他在华盛顿近郊的家中赴宴。席间,他曾半开玩笑地问邓小平:卡特总统因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在国会遇到麻烦,中国是否也有类似的问题?邓小平不假思索地答道:当然有,在台湾就有不少反对者。邓小平的机智让布热津斯基惊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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