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组织团组织微课堂 | 建国前中华夏族民共和国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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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任弼时认为,“按实际情形而运用经验与理论”是“布尔什维克化的真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青年团应该遵循的原则。他不盲从于苏联经验与理论,而是坚持独立思考,按照实际情形有选择性地运用苏联经验。在领导青年团工作中,他坚持在实际调研中找准问题,结合青年国际建议,健全青年团组织;在实际宣传中改进方法,深入浅出讲理论,恰当引导群众;在实际斗争中完善策略,领导青年实践理论,发展壮大团的力量。面对“左”和右的错误思想干扰,任弼时总能及时发现并参与纠正错误。其原因在于他始终坚持按照实际运用理论,对革命形势和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判断。任弼时坚持按照实际情形而运用经验与理论,使他在领导青年团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展现了出色的组织才华。

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大革命时期,他曾连任两届团中央总书记,担任党中央领导后,又长期分管青年工作,是中国青年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任弼时为青年团的建设与发展,包括广大团员干部的教育训练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建国前中国共青团的发展

1925年初,任弼时在根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精神撰写的《怎样布尔什维克化》一文中,提出了“按实际情形而运用经验与理论”的观点。在任弼时看来,按实际情形运用经验与理论是“布尔什维克化的真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青年团应该遵循的原则。(参见《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此时,任弼时正担任第一任团中央组织部主任。几个月后,即从1925年5月开始,他又连任两届团中央总书记,直到1928年3月调离。作为这一时期青年团的重要领导者,任弼时是怎样在工作中践行自己提出的“按实际情形而运用经验与理论”呢?

一、任弼时关于团的教育训练工作的丰富理论和成功实践

1922年中国共青团一大

一、“不是要团员不顾实际情形而来仿效俄国党的经验”

任弼时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批参加者。他于1921年夏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4年8月,为加强“共产党本身的组织和训练工作”,(参见《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他受命从苏联回到上海,不久,即逐步参与了青年团的领导,在团的教育训练方面做了大量基础性、建设性和探索性的工作。1924年12月,他在上海参与筹备团的三大,推动大会设立“团的组织建设和训练”等议题,并受命参与开办团干部特别训练班,招收和培训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他还亲自教授团的组织工作课程,受到了学员的普遍欢迎。1925年1月,团的三大决定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弼时当选为共青团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成为5名中央局成员之一,并就任组织部主任等职。在他和张太雷等的领导推动下,团的三大通过了《本团教育及训练决议案》等文件,确定了要在布尔什维克的原则下,加强训练,提高团员素质,保障团体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统一,更加适应斗争的需要等重要原则。(参见《任弼时传》,第69—70页。)此后,从1925年2月开始,任弼时连续用了9个月时间,领导发放了各类近10种调查表格,详细调研了全国团的思想组织建设情况。他明确指出,团组织普遍的缺点在于对团员缺少训练,各地组织尚没有认清本身的根本责任,特别是“缺少能作指导工作的人材,组织与工作不能有条理的发展”,因此,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即为教育与训练和人材的培养,同时注重团体组织上的改良和发展”。(《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925年7月,他在正式出任团中央总书记的当天,即签发通告,要求团的各级组织加强对新团员的组织训练,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使团组织迅速发展壮大。经过任弼时等同志的艰辛努力,青年团经受了包括大革命失败在内的严峻考验,到1928年3月,青年团人数增加到45000多人,从三大时“一个组织很小,影响极微,带了很浓厚的学生色彩的青年团体”,“已经走向渐次变成无产阶级青年群众革命组织的道路”。(《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离开团中央工作岗位后,任弼时也一直关心着中国青年运动,并多次予以直接或间接的指导帮助。特别是作为主要倡导者,任弼时于1949年4月抱病出席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并作政治报告,为团的工作制定了总方针。总的来说,任弼时关于团的教育训练思想有着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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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9月,任弼时从苏联回国仅仅一个月,就被团中央任命为江浙皖区委委员,走上了青年团的工作岗位。应该说,青年团的工作是任弼时留学归来接触的第一项具体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回到中国的实际环境中,任弼时首先面临的考验就是如何对待苏联经验与理论的问题。

首先,在教育训练内容上,强调要特别加强马列主义的学习和教育。从创建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把马列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并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任弼时高度重视加强各级党团组织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强调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党员和团员干部。早在1925年,他就提出团的工作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三项要旨,强调“真正布尔什维克化的精神是:一要使团体能群众化,二要使团员正确明白主义且不忘其为群众的领导者,三要能按实际情形而运用经验与理论”,并提出了“学习列宁主义”等行动口号。(《任弼时选集》,第2、4页。)此后,他多次强调,只有不断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才能使青年团组织真正成为共产党的后备军和得力助手。值得指出的是,任弼时在努力加强马列主义教育的同时,始终强调要把其基本原理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1925年,他针对团员中存在的不求甚解等问题深刻分析道:“有许多同志常常以为自己对于主义是很明白的,然而一旦遇到实际问题,便做出许多违反主义的行为或发表许多违反主义的理论。或者他们平常研究主义,只顾皮毛,并没有了解内容的真义”,因此必须帮助广大党团员干部不断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必须按中国实际情形去解释我们的理论”,而“不应做一个不顾环境的模仿主义者”。(《任弼时选集》,第2、3页。)

∆ 中国社会主义共青团一大旧址及执行委员

当时,青年团正面临着一个发展方针上的争论:即中国要不要按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在现已存在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外另建一个“民族革命的青年群众组织”(共青团中央青运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页。)——群众国民革命统一青年团。

其次,在教育训练途径上,强调要在实际工作和斗争中锻炼提高广大团员干部。任弼时一贯强调在革命实践中教育训练团员干部。团的三大后,任弼时把“深入群众”作为团组织的行动口号,提出青年团是“行动的群众组织,并不是一种学院式的研究团体”,广大团员要“在行动的奋斗过程中,方可得到真正而有益的经验”,要求团员干部积极投身实际斗争。(《任弼时年谱》,第39页。)五卅运动爆发后,共青团组织了5万多名学生积极参加抗议运动,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便如此,1926年,任弼时在总结青年团一年来的工作时,仍强调其“关于缺少青年活动经验,未认明青年本身利益斗争与团的发展的关系,是平时未有实际斗争、缺少训练的结果,须从实际斗争去纠正这种缺点”。(《任弼时选集》,第22页。)他对广大团员干部投身革命实践,并尽快有所进步的期望,可谓溢于言表。此后,他在领导创建和发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时,同样坚持“通过分配党员做实际工作去训练”(《任弼时选集》,第89页。)的原则。1948年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建立前夕,任弼时在同中央青委的同志谈话时仍强调要通过实际工作教育训练青年,把青年积极分子组织起来,通过他们去团结教育广大青年一道前进。(参见胡克实:《中国青年运动的光辉旗手》,《缅怀与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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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观点并不一致。据当时参加工作的同志回忆:“关于青年运动,也有几位同志尤其是C.Y.中央有两个人很主张在目前应组织全国的民族革命的青年组织。”(C.Y.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参见《关于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彭述之给中共旅莫支部全体同志的信(1925年2月2日)》,《中共党史资料》第3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9页。关于中国青年团组织的名称,最初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即“S.Y.”。1925年1月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团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即“C.Y.”。)但任弼时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实是没有实现之必要。”他甚至预见,这一团体如果成立,“将来使中国国民革命一败涂地,亦未可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页。)

最后,在教育训练主体上,强调在发挥各级团组织作用的同时,也要重视各级党委的领导推动作用。任弼时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不放弃或放松自己对于青年运动的领导职责。”(《任弼时选集》,第486页。)这其中,自然也包括要大力关心并不断推动团的教育训练。正如他所指出的,“党应注意加强团内的政治教育工作”。(《任弼时选集》,第36页。)在具体方法上,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如“各级党部应经常听团的工作报告,随时加以指导与帮助”;(《任弼时选集》,第35页。)在团内开会“讨论教育新同学之方法”时,“有CP组织的地方,应请其常派代表出席,向新同学做政治报告,说明我们的政策”;(《任弼时选集》,第15页。CP是英文CommunistParty的缩写,意为共产党。)党组织还要“时常派人到团内报告党的情形与政策,使团员能了解党的作用,使每个团员将来能变成很好的团员”,(《任弼时选集》,第36页。)等等。这些规定被贯彻后,对青年团的成长壮大和青年运动的蓬勃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任弼时还强调,各级党委在关心推动团的教育训练工作时,要注重发挥报纸、杂志及有关教育资料的作用。他自己则充分利用《中国青年》等团刊,相继发表《列宁与十月革命》《苏俄经济政治状况》《苏俄与青年》以及《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等文章,热情宣传马列主义,并针对青年运动中的种种问题给予指导解答。他还领导推动创办了《白话日报》《教育周刊》等报刊。这些报刊虽然并不完全单纯面向青年群体,但在提高广大团干部政治思想素质、理论文化水平,以及增强其工作才干方面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2年5月5日至5月10日,来自上海、北京、武昌、长沙、
广州、南京、天津等15个地方的青年团代表25人在广州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大会选出团的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高尚德、方国昌、张椿年、蔡和森、俞秀松当选为执行委员,方国昌被推选为书记。

任弼时不是在危言耸听,而是在陈述“以理论和事实对证观察出来所得的结果”(《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第124页。)。他认真研读了青年国际四大提出这一决议的目的、依据和适用范围,仔细分析了大革命时期国内政治与政党的发展形势后认为,青年国际要求建立的这种组织在没有开展民族革命、没有政党和青年群众尚未团结起来的国家中是需要的,但在当时中国的环境中,将发生极大的矛盾和危险。国民党、共产党已成为中国国民革命的两大力量,他们合作的良好将会保障国民革命的前途。现有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已在帮助国民党改组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另建组织上完全独立,政治上有“独立主张的权柄”的青年团体,第一,会造成“组织上的技术工作加多,物质和人材上的损失”,革命力量“不独不能团聚反而分弱”(《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第123、120页。);第二,新建的“群众国民革命统一青年团”有可能因为组织内部成分复杂、政见不一而难以驾驭,“反将成为一种反对革命的青年组织,则前途危险更大矣”(《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第123页。)。

此外,任弼时在推进团的教育训练工作时,还有其他一些突出特点,如强调要从青年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到青年的特点,指出:“青年团的工作对象是青年,如果不研究青年的特点,不采用适合青年的工作方法,就不会有发展,就没有前途”,“要在各种工作中研究领导教育青年的方法”,(《任弼时选集》,第404页。)等等。这些都是任弼时有关团的教育训练思想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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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的见解符合中国青年团的实际情况。从发展现状看,与一些没有建立青年团组织、没有启发群众阶级觉悟的国家不同,中国的团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8月已经成立,并通过加强自身建设,逐渐成为了一支纲领明确、组织统一的全国性先进青年团体,在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是在中国进行青年组织工作不容忽视的现实。从经验教训看,在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之初,曾因为组织松散、活动独立、团员成分复杂、思想信仰不一而遇事分歧,缺乏凝聚力,于1921年春,相继出现了团组织活动的停顿。直到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共产国际对青年团进行了恢复与整顿,加强团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明确了团员信仰和党和团的关系,申明了团的纪律,纯洁了团员队伍,这才使青年团重新焕发出了活力。所以,如果按照青年国际的决议机械执行,再建一个“新且独立而带有政党性的青年组织”(《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第121页。)反而会舍本逐末,影响青年团的发展。而历史也间接证明了任弼时的预见。如果当时建立了成员复杂的群众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那么国民党背叛革命后,这个组织极有可能要面临一场大分裂。后来召开的党的四大肯定了任弼时的观点,只承认当时最重要的是切实做好青年运动,在政治上绝对接受党的领导,中心问题是“在青年运动中吸收多数的青年的分子加入,在数量上尽量扩大S.Y.组织”,而没有提再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5—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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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件突出体现了任弼时不盲从苏联经验与理论,而是坚持独立思考,按照实际情形有选择性地运用苏联经验的方法态度。虽然当时任弼时还是一个21岁的青年,而且刚从苏联回国,然而,“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他清楚地知道,一定要坚决反对“不顾实际情形而来仿效俄国党的经验”(《任弼时选集》,第1页。)。在工作中,他一直以辩证的态度对待所学经验和理论,以客观实际作为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他要求团员学习“布尔什维克党”几十年奋斗的经验,并亲自动手为团中央刊物《中国青年》撰写了《列宁与十月革命》《苏俄政治经济状况》《苏俄与青年》《列宁主义的要义》《马克思主义概略》,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介绍苏联革命情况;但同时也强调“不应做一个不顾环境的模仿主义者”(《任弼时选集》,第3页。),并批评一些同志因为“某国的是那样,某地方是那样,所以我们不妨照例去做”(《任弼时选集》,第3页。)的态度和把马克思或列宁的个别词句当标准的行为。苏联的经验和理论,不是什么共产主义的新名词,也不是几句皮毛上的空洞原则,必须结合实际,“务求其合乎环境而能实行”(《任弼时选集》,第4页。)。也正是因为秉持着这样的观点态度,任弼时才能在青年团工作中纠正误读列宁建党、建团学说,脱离实际,主张以党代团的“先锋主义”和取消团的领导的“取消主义”,才能在后来若干重要的历史关头,当党内有人把苏联经验当教条的时候,坚定地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一方,为克服“左”和右的错误作出贡献。

这次大会使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实现了思想上、组织上的统一,成为纲领明确的、全国性的先进青年组织。中国青年从此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青年团成立后,积极参加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

1923年中国共青团二大

1923年8月20日至2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30余人。大会坚决接受中共三大所确定的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邓中夏、施存统、刘仁静、夏曦、卜世畸、林育南、李少白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刘仁静被为委员长。

1925年中国共青团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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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青团三大决议书及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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